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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权力的游戏”中胜出?一个好故事可能比武器更强大

2020-09-08 02:31

  《权力的游戏》在一片嘘声中草草结束,结局尽管不如人意,但其立意本身仍可圈可点。

  大家应该记得,在大结局中雪诺、丹妮,两位本最具合法性的领袖因相爱相杀葬送了彼此的政治前途,侥幸活到最后的主角们围坐共商“建国大业”,正为接班人的问题焦头烂额,小恶魔提昂却提议让布兰当新国王,他的理由,可谓一语惊醒众人。他说:

  一个好故事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它势不可挡,不可战胜。有谁的故事比布兰更加精彩?他跌落高塔幸存下来,他越过长城,他成为了三眼乌鸦,他是我们的记忆,他是我们所有故事的拥有者。”

  这一席话因其立意高远而让人难忘,在剧情狗血之余可以说至少给“何谓权力”这一贯穿的主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部剧在最后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权力的奥秘——

  想在权力的游戏中胜出,你得会讲好一个故事。故事的操纵能力比纯粹武装力量要强大许多。

  《权力的游戏》中的篡位国王劳勃,他的故事是他终结了疯王坦格利安的残暴统治,这个故事一直被君临城的后来者沿用。

  而龙母丹妮则以解放者姿态给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平等、自由、博爱”的新世界神话故事,追随者众多。

  掌权过程“名不正,言不顺”的王后瑟曦也渴望编织一套故事,她企图借宗教给权力背书,却惨遭反噬,以失败收场,到最后唯有布兰的故事因其极致魔幻而所向披靡。

  总之,权力得以运作的根基在于其背后的故事,当这套故事被抽走以后,权力也将烟消云散。谁的故事讲得好,谁才能笑到最后。

  伊斯坦布尔,作为东罗马与奥斯曼两大帝国的首都,“权力”在这座城的历史中成了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伊斯兰政教合一领袖奥斯曼苏丹、沙俄帝国的野心家甚至高举旗帜的革命者……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

  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在这座数度易主、改名的城市,上演着真实版的“权力的游戏”,而每一个当权者都深谙“讲故事”——这一开启权力之门的密匙。

  一位年轻军人很快将统治整个已知世界。从 235 年到 284 年这段期间,罗马帝国陷入了混乱和动荡,不下50人被拥立为帝。(《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第十章 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曾担任恺撒(副皇帝),几乎毕生都在帝国北疆不列颠(今英格兰北部)试图征服号称“不可征服”的凯尔特人(今苏格兰游牧部落)。

  年轻的君士坦丁排除万难前往不列颠与其父会合,想助其一臂之力,但终究没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虽然父亲已经去世,但父亲的临终遗言让他不虚此行。

  据说,君士坦提乌斯去世前最后一刻悄声嘱咐,让庶出的君士坦丁担任他的继承人,消息一出,君士坦丁旋即被不列颠军队非法拥立为皇帝,开始向最高权力的进军,打响了“四帝之战”。

  君士坦丁最大的敌人便是当时坐守罗马城的另一个皇帝马克森提乌斯。君士坦丁朝着罗马进军。

  罗马城坚墙厚、粮草充足,君士坦丁的围攻徒劳无功,而马克森提乌斯却令人意外地离开深沟高垒的罗马城,要在邻近弗拉米尼亚大道与台伯河的原野上与君士坦丁决战。

  我们没办法揣测两千年的人的心思,这个不知出于傲慢、迷信抑或纯粹愚蠢的做法让君士坦丁大获全胜,一路挺进罗马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历史的进程有时候存粹出于偶然,但权力的核心运作在于编织故事,在偶然中强说必然,从而给当权者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当君士坦丁率军南下,准备迎接即将开启的战端时,奇迹降临在这位副皇帝也是未来皇帝的身上。他突然看见天空出现异象,一个光亮炫目、燃烧着烈焰的十字架在太阳上方颤动。我们得知接下来君士坦丁的军队立即更改旗号,他们接到命令要展示盾牌与旗帜上的新标志,一种“神圣的符号”。

  “神启”版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为这位罗马皇帝提供了一套崭新的强有力的叙事去支撑其胜利,如此一个故事也顺应了那时基督教在帝国内的燎原之势,权力在信仰的加持下如虎添翼。

  或许他改信基督教是出于真正的启示,他想把世界和平与罗马和平—当时人们眼中的太平盛世—这两个观念结合起来,而这样的想法确实让人跃跃欲试。或许君士坦丁觉得自己就像基督一样,是个击败死亡的神人。

  除了君士坦丁的传奇故事,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也由拜占庭东部比提尼亚省一家客栈老板的女儿摇身一变成为了基督传道的化身。

  海伦娜从中东带回了真十字架的碎片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钉子。钉子钉入君士坦丁坐骑的马辔上,如此君士坦丁—基督就能领导虔诚的臣民走向胜利。君士坦丁堡对于神圣的华而不实之物有一种急迫的需要,而那些散发灵性的物品,最终将改变或带动这座城市的历史。由于缺乏引人注目的宗教历史,君士坦丁堡必须制造属于自身的意义。

  在“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的权力达到巅峰,其背后一整套与基督教相联系的故事也对以这座城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君士坦丁堡对自己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因为在这里,不分男女都相信,创造一切、全知与全能的独一真神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统治世界。今后,罗马帝国以及帝国的代理人,关注的不再只是侵占疆土,也要用自己所接受的信仰去占领人们的心灵。

  帝王与真神的“媾合”是权力舞台上一贯戏法,在一千多年后,相似的故事再度上演,只不过这场权力游戏由穆罕默德二世主演。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领袖奥斯曼(Osman,史料上也写做奥特曼[Otman]),梦见自己的肚脐长出一棵大树。这棵树在大地上四向生长,当一阵风吹动树上的剑状叶片时,叶子的尖端都指向了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第五十章 伊尔迪里姆:雷霆》)

  作为第十三位攻打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统治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前任统治者的不懈努力,他大破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东罗马帝国已然摇摇欲坠,除君士坦丁堡之外,其余城市都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了。

  与君士坦丁相似,穆罕默德的攻城战也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政治色彩,成为了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新兴伊斯兰强权的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权力的游戏》中黑水河之役的灵感或许就是来自这一次留名千古的惨烈围城。

  穆罕默德进城时不像先前所有凯旋的拜占庭统治者一样穿过金门。金门,这座曾经镀金的大门,此时只是一座破旧的希腊罗马风格拱门,上面雕饰着希腊与罗马故事,而这些与城市的新统治者完全无关。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肖像画,由詹蒂莱贝利尼绘制于1480年

  而当一位的穆斯林当权者以安拉的名义拿下了这座“上帝之城”,他比任何人都迫切地需要制造一套新的故事,一个关于安拉的故事,将此城打造成“一座理应为安拉所有的城市,只是至今才回到安拉怀抱”,从而让权力在这座城中安枕。

  此时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君士坦丁堡的上帝有了新名字,那么君士坦丁堡该有什么样的转变?

  穆罕默德下令在君士坦丁公牛广场之上建立奥斯曼皇宫(今后的托普卡珀皇宫)。

  托普卡珀皇宫建筑群在建造时刻意凸显、支持与培养一种崭新的、深具伊斯兰色彩的风格。这里不只是国王居住的宫室,也是堡垒般的安拉居所。这座四角形的神圣堡垒,其建筑传统从安纳托利亚平原延伸到中亚地区,时间可以上溯到青铜器时代。据说安拉的恩典降临于此。

  奥斯曼人开始在城市中兴建花园,因为他们认为花园是安拉所创造的统一宇宙的化身。

  16 世纪之后造访此地的西方人在报告中指出,这里有多达一千座花园,以及由两万名帝国园丁负责维护的一百座御花园。

  除了各种城市改建上的动作,奥斯曼人也在巧妙推广一个关于安拉的故事,他们在这方面也大有进展,金角湾沿岸发现了先知亲密伙伴阿布艾郁普安萨里的埋葬地,据说他在669年首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时战死,这让这座城市成了新的朝圣地。

  对许多人来说,艾郁普神龛成为了仅次于麦加与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另外,他们将先知默罕默德的弓、斗篷和他的许多剑全从开罗运往君士坦丁堡...

  圣使徒教堂原是希腊正教牧首管辖区,依照君士坦丁的意旨而建,教堂内有他的坟墓,此外也安葬了数名日后继任的皇帝。但这座教堂在 1461 年到 1462 年被夷为平地,并且在原地兴建了法提赫清真寺。伊莲娜教堂,也就是神圣和平教堂,成了托普卡珀皇宫的军械库。查士丁尼铜像被大卸八块,支离破碎的残骸—鼻子、手臂与马蹄上方凸起的球节—散置在地上等待熔化重铸成火炮。

  如今“君士坦丁堡”这一称呼早已被弃用,这座城市叫作“伊斯坦布尔”,意为“伊斯兰无处不在”。

  穆罕默德二世靠讲述安拉的故事,稳坐权力宝座,他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不同于对宗教权力失去控制的瑟曦,没有犯什么致命而狂热的错误,反而开明地主张宗教宽容,称得上开创了一个治世。

  奥斯曼人未曾犯下若干现代大国试图重构东地中海与中东的错误;他们知道,“清白”、从零开始的历史无疑是痴心妄想。他们 将帝国新实验多种族、多信仰的本质视为既有的现实而非天外飞来之物,并依此明智地立法。穆罕默德二世大力推动古老的中东米利特(millet)制度,让伊斯坦布尔每个族群都能依据自己的宗教律法进行审理和判决。

  穆斯林移民重建的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人口众多的世界大都会。伊斯坦布尔认识到,想要继续生存,它必须积极欢迎移民、难民与探险者加入它的行列。

  当我们回顾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上千年的历史,我们能够像小恶魔提昂一样领悟到权力的秘辛,像《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作者贝塔尼休斯所说,“文化能制造记忆,对于历史的期望往往和史实一样有力。”